哲学思想是文化的核心灵魂，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既是一种现代哲学思想，又是一种现代科学方法，同时也是一种文学表现手法，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产生的基础之一，它在文学层面的应用导致了现代心理分析小说的产生。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作家对精神分析学说的吸收运用，表现在思想与技巧两个方面。施蛰存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运用于其小说创作，其作品便具有浓郁的现代派色彩，但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却有其独创性。[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的创作特点，首先表现为善于揭示二重乃至多重人格。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把人格分为三部分：“本我”、“自我964超我”。“本我”主要是性本能，是人的一切行为动机的源泉；“自我”是受环境的影响而加以调整后的本能；“超我”是人类所特有的心理结构层面，代表社会道德法则，压抑着本能冲动。
　　所谓精神分析其实就是研究性本能与社会压抑之间的冲突，研究二重人格的拉锯”[1。《梅雨之夕》的心理分析就立足于弗氏的精神分析的理论。作品注重描写主人公的潜意识，尤其注重揭示人物的人格中的“本我”与“自我”的冲突。“我”为婚外的异性所动，并把她当作“美的对象”，主人公的这一心理活动并不排除“本能”的暗中促动；而在欣赏异性时，“我”自我辩白对异性绝对没有“依恋的意识”，且不由自主的想到家中翘首以待的妻子，还寻找晚回家的借，这一系列心理活动又展示了主人公的人格深处的“自我”与“本我”的交涉。
　　“我”要发泄本能，“本我”要遵循快乐原则，而“自我”则既对“本我”进行规范和压抑，又掩饰“本我”的越轨冲动。这种“本我”与“自我”的冲突是如此真实。
　　、施蛰存的小说不但写出潜意识中的性意识，揭示人物二重乃至多重人格，而且还有一定的变态性欲的描写。
　　《石秀》是一篇描写病态、变态心理的杰作，可以说是弗洛伊德性压抑、性变态理论在文学上的翻版。这篇小说取材于《水浒传》第四十四回至四十六回有关石秀的故事。原著中的石秀是一位侠肝义胆的英雄好汉。施蛰存在创作这篇小说时，摈弃了人物问外部的情节冲突，而将审美视角转向石秀的内在心理，细致地剖析了石秀对潘巧云肉体的迷恋，揭示了石秀潜意传奇识中“类似于饥饿”的性本能，这种本能欲望被意识中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压抑着、束缚着，得不到发泄和满足，久而久之，石秀的心理渐趋病态。这种病态心理在发现了潘巧云与和尚裴如海的奸情后走向激化，二种受侮辱的懊丧与失恋的悲哀使他不能自已，终至扭曲而发展为病态。对自己爱恋着的美艳的潘巧云相关，石秀由“为因爱她，所以想睡她”发展到“为因爱她，所以要杀她”，石秀以怪诞的感觉欣赏潘巧云的被杀之后的情形。
　　当他望着“发[收稿日期2007—11—26[基金项目教育部中国教育学会十一五规划课题(削．754)[作者简介李一光(1963一)，女，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初等教育系副教授。·101·着悲哀的娇声”的潘巧云时，石秀想的是她鲜血的奇丽，他在杀弑中体味着爽快和满足，于是一个英雄豪杰终于成为一个由于本能欲望受到压抑而变态的凡夫俗子。
　　以“性”作为切入点，通过灵与肉的冲突对传统的道德观念、性爱观念、婚姻观念进行颠覆，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主题的主要形式。
　　施蛰存热衷于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的眼光，观察人物的深层心理，尤其是性心理，他笔下那些以“性”心理分析为核心的小说，既不是为了展示“性”行为的具体过程，也不是叙写“性”的伙伴关系上的某种纠缠与混乱，更不是“性”的活动的肆意放纵与泛滥，而主要是为了描述在外在对象(一般是女色)的刺激作用下而引发的一种内在的欲望与理智的强烈的矛盾与冲突。施蛰存倾全力来细致描摹这类事件中人物激烈冲突的心理过程，却不轻易对他笔下的人物给予绝对明确的肯定或否定，而是让读者在接受了那些经过他的具体分析的“事实”之后对事件本身去自行作出“价值”上的判断，矛盾与冲突的具体而细微的演进过程才是施蛰存真正刻意关注的核心。
　　对此，施蛰存自己有过论述，他说：“所谓感觉，我以为应该是意识才对，这种新意识是与社会环境、民族传统息息相关的。”并进一步强调说：“我创造过一个名词叫(内在现实)，是人的内部、社会的内部，不是是，心理分析正是要说明，一个人是有多方面的表现出来的行为，由内心斗争中的一个意识胜利之后才表现出来的行为。
　　这个行为的传奇文章背后，心里是经过多次的意识斗争的，压下去的是潜在的意识，表现出来的是理智性的意识。
　　”坦因此，施蛰存看待性爱问题的视角比一般的作家站得要高得多。他将叙事的重心放置在了“性”的心理的过程之上，切实地展示了“精神生成”本身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性爱在精神生成的过程中一直处于某种核心的位置上，它并不是压抑或者释放等那么简单，性爱对于人生的各个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3它既可能成为生命存在的证据，也有可能成为毁灭生命的导火索，所以，它常常在同时扮演天使与恶魔的双重角色，《石秀》中潘巧云之于石秀就是这样的一个复合体，石秀的整个精神状态就是在一种双重煎熬之中一步步走向扭曲的。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多数都在描述那类所谓“邪恶”是如何通过一种具体过程而逐步生成出来的。
　　“黄心大师在传说者的嘴里是神性的，在我笔下是人性的，在传说者的嘴里是明白一切因缘的，在我的笔下是感到了恋爱的幻灭的苦闷者。”4《春阳》中的婵阿姨，一个三十五岁的把着牌位做亲的寡妇，幻想着与一位男友挽手行走在和暖的阳光下，冥想银行行员也许对她有意，这些表现了在传统节烈观压抑下人性的瞬间觉醒。这种表现人类之被压抑的性本能，表现潜伏的动机与愿望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情形正是精神分析学说的要义。从现代中国性爱叙事的整体历史来看，施蛰存是深入分析具体的性爱心理的不多作家之一，尽管这种分析仍未摆脱形象的图解弗洛伊德性心理学理论的痕迹，但将性爱心理立足于个体的人的精神层次上来加以关照的尝试，毕竟为我们透视人性的复杂性提供了某种可靠的视角。(一)心理分析与外在行为描写融为一体的叙述模式对西方现代心理小说的借鉴，导致中国小说模式发生转型，它不再以叙述外在的故事情节为主，而是以人物的心理流动为主线来贯穿全篇。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心理分析法在改变中国传统的叙述方式的同时，也面临着被中国传统的审美方式所扭曲的现实问题。叙述模式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适应人们的实际需要渐渐形成的，并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而叙述模式本身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时代色彩，换言之，叙述模式本身就是特定的文化内涵和时代色彩的具体体现。中国传统的文学样式关注的是人物外在的行为方式，而心理分析关注的则是人物的内在心理世界，如传奇文章何将这二者成功地结合起来，使之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则成了作家们努力探索的目标。由此，那种将心理分析与外在行为描写融为一体的创作模式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发展，这种方式或者通过外在行为暗示内在心理，或者通过外在行为与内在心理的龃龉来塑造人物复杂多面的性格。施蛰存在这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他用心理叙述代替传统的情节叙述，心理流变本身就是曲折跌宕、一波三折的，心理衍变的轨迹作为一条主要线索并外化为一种具体的行为，使心理活动与外在行为融为一体，这样它就不同于西方的纯粹的意识流小说，心理意识的流动不是盲目的、散漫的，而是有了一定的方向和规范，将意识纳入一条有形的河道，使其成为一条有迹可寻的叙述河床。《梅雨之夕》通篇叙·102·述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主人公对梅雨的感受以及梅雨之夕与一位不知姓名的少女的“奇遇”。但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却有一定的方向，小说把人物的主观感受阐述得淋漓尽致：对少女下意识的追慕，目光相遇时的局促，雨停分手时的惋惜，回家后的怅惘，这些在本文中形成了一条细腻的心理流程之河。《魔道》这篇小说的意识流动，也是有规律可循的：《魔道》写“我”被都市生活的快节奏压迫得心悸不安，便应园艺家陈君的邀请，到内地乡镇度周末，在田野的新鲜空气中休养神经。岂料在火车的对座上坐着一个奇丑的老妇，遂疑虑她是一个妖妇；看见车窗外的一个大土埠，就想它是某朝王妃的陵墓；到陈君家中，便幻觉竹林中出现黑衣老妇人的影子，当知道这是玻璃窗上的一个黑点后，又怀疑这是妖妇的隐身法。“我”对陈夫人产生秘密的情欲，就感到所吃的香茄是她的朱唇；当陈夫人抱着大黑猫进会客室时，又觉得她是妖妇变幻成的美人；回到上海见到戏院里买票的黑衣老妇，咖啡店里端着黑啤酒的年轻侍女，也感觉到那个妖妇的阴影在眼前舞动。从以上心理流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颜色，尤其是黑颜色成为主人公幻想及其梦魇的契机。《春阳》中的婵阿姨意识不断流动，不断跳跃，是现在、过去、未来意识流动的相互交错、相互渗透。《狮子座流星》已经没有了故事，只剩下主人公卓佩珊夫人想得到一个孩子的苦闷心理，她感知的对象只是医生、外国小孩、卖报纸的声音、弄堂里与女仆调笑的巡捕，这种意向的断凑组合，蒙太奇手法的运用，表现出施蛰存小说技巧的多样性。弗洛伊德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艺术家与精神病患者“仅一墙之隔”。这个被畸形的都市文明扰乱了神经的“我”，白日见鬼的病态表现，已临近精神分裂的边缘。跳跃无常的心理活动中体现出内在的逻辑来，施蛰存吸收了心理分析和玩家真喜欢本游戏意识流的创作方法，用以表现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的内在心理，在注重复杂心理的分析与描述的同时，也注意塑造多面性格的人物形象。
　　他的意识流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是现实生活层面下的潜流，其内在意识的流动与外在现实的变化息息相关，也可以说是外在现实生活的自然折射，这也是施蛰存的小说既现代又传统的原因。意识流与中国传统叙述方式的融合在改变中国传统叙事模式的同时，也改变了西方意识流的固有模式，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表现手法和新的文体样式。(二)幻想重叠的手法幻想重叠是施蛰存的一种创造，这种手法并不是对现实事物的机械罗列，而是渗透了作者强烈的感觉情绪，是主人公意识流动的立体多变，是想象、幻想的再现与叠加。鸠摩罗什因受孟娇娘的引诱，讲经时便神魂不宁，一会将孟娇娘幻化成自己的妻子，一会又将她幻化成坐在前排听经的宫女，终于抵挡不住性爱的诱惑，接受了国王赐给他的宫女，从此他日问讲经，夜间便与宫女欢娱。《将军的头》中作家关于朦胧月光下将军意识里出现的那个骑兵犯法的幻梦，使将军感到爱抚少女的不是那个骑兵而是自己，长期装备这种对主人公主观印象和幻觉的描写，将军与士兵意象重叠，使作品更加色彩斑斓，更富于艺术的感染力。《梅雨之夕》中“我”将身边少女幻化成初恋的女伴，竟“如像真有这事似的接受着这样的假饰”，而她脸上的香粉，又使“我”“嗅出了与妻子的香味一样”，这样一来，美丽的少女、初恋的女友、现实生活中的妻子三者合为一体，将“我”的心理流程描绘得惟妙惟肖。如果说《梅雨之夕》是现实与幻象的交叉重叠，那么与现实相游离的《魔道》中黑衣老妇人、小路上的村姑的母亲、友人的妻子三者幻象的重叠，使作品更加扑朔迷离。施蛰存以弗洛伊德的学说作为小说的精神支柱，追求幻美的艺术，体现了创作主体的高度的个性化。施蛰存是一位把东方温柔敦厚的诗教和西方的人性探索的旨趣融合起来、在创作中出色的实现自我的作家。他曾经练习过古典诗词，又曾经模仿过苏俄文学，体味过欧美的现代派作家，又研习过日本的自然派作品，他的小说创作以弗洛伊德的眼光透视人物的深层心理，但作品中也闪烁着某些东方诗的光影。主观感受常常融入客体，特别是景物的描摹之中，因此作品中常常为我们营造具有东方艺术特色的意境美。如小说集《上元灯》中的某些作品，就带有晚唐诗的意境。《扇子》中写两小无猜的一双少男少女，以一柄茜色轻纱的团扇为初恋的赠物，其中写到他们在花园赏月，以团扇追捕流萤的情景，其意象显然取自杜牧“轻罗小扇扑流萤”之句，而男主人公求扇心切，梦见团扇化作蛱蝶“飘也飘的在我周遭飞舞着”，这也使人想到李商隐爱用一个意象“庄生晓梦迷蝴蝶”，“枕寒庄蝶出”。而《魔道》的黑衣老妇，大·03·土埠，像一丛青烟搅和着的竹林，玻璃窗上的黑点、大黑猫、黑啤酒为我们营造了类似李贺诗的阴森险怪的意境。此外，那淙淙降下的梅雨，那湿漉漉的朦胧诗意，在《梅雨之夕》中点染了我的柔情与缠绵，那和煦的春阳又是怎么使《春阳》中的婵阿姨被蒸烘得骚动起来啊。施蛰存小说中的意象世界，也是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心理与解读习惯的。金色的太阳、凉的月亮、冷风苦雨，这些意象较好地反映了特定环境下人物的特定心理并成功的烘托了作品的艺术氛围，更起到了象征和暗示的作用。以《春阳》中的一段描写为例：“婵阿姨冥想有一位新交的男朋友陪着她在马路上走，手挽着手。和暖的太阳照在他们相并的肩上，让她觉得通身的轻快。”这“和暖”的阳光喻示着内心的温暖，表达了她对冥想中美好生活的企盼。再看这一段：“于是她走出了上海银行大门，一阵冷，眼前阴沉沉的，天气又变坏了，西北风，好像还要下雨。
　　”只有失去心中的艳阳才会觉得内心的寒冷，此时三十五岁的婵阿姨内心的凄凉与孤独都在这冰冷的意象中得以体现。施蛰存小说不仅有传统的自然、环境意象的描摹，还有人的身体意象的描摹，特别是女性的身体意象。施蛰存对女性身体的描绘是从男性眼光和欲念写出来的。
　　如《将军的头》中少女的形象是“深而大的眼、纯黑的头发、整齐的牙齿、凝白的肌肤，和使将军每看一眼都不禁心跳的动作。”《石秀》中潘巧云“没有穿袜子的精致的脚”，石秀想象中横倒在丛草中的潘巧云的躯体“黑的头发、白的肌肤、鲜红的血”，都带给人一种极具冲击性的视觉效果。施蛰存笔下的女主人公有诱人的冰雪肌肤，但像隔着蚕丝玉锦似的，令你生不了淫气。不煽情，也不薄情，这就是艺术。在心理分析中直接介入这种带有东方情韵的意象意境描摹，为作品平添了些许诗意与情趣。因此，在施蛰存的小说中，我们既没有看到峻岭荒漠的开阔，也没有看到同派其他作家描写都市生活的热烈疯狂，我们看到的是朦胧、婉约，一种微妙的惆怅。虽没有多少情节，但作品中带有东方情趣的意境加之层层迭进、往复回环的圆熟心理描写，传达了都市生活中一种蠢蠢欲动而又带有强烈的自我抑制性的幻觉。难怪有评论家认为：“施蛰存的作品，虽属现代派作品，但与同派其他作家的作品有着情调上的差别。
　　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沟通了和融合了作家所具备的中国古代和西方现代的文学修养，具有怪而不乱、玄而不晦的艺术魅力。”施蛰存从江南带着书香味的城镇走出来，站在现代大都会的边缘，窥探着分裂的人格，怪诞中不失安详，在中外文化的结合点上找到了相对的平衡。施蛰存的小说是现代的，其作品鲜明的现代哲学内涵及现代派技巧，映衬了这些。施蛰存的小说也是东方的，因为他虽吸收了心理分析、意识流等新兴的创作方法，用以表现的却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的内在心理，形成一种独特的创作风格。
　　因此，施蛰存用他自己的小说创作为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小说创作留下了特异的、浓墨重彩的一笔。[。